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沈艾娣《傳教士的詛咒》
封面圖片：山西洞兒溝的天主教雕像和中式風格的七苦聖母教堂。
「在華北的洞兒溝村，曾經有位傳教士為了帶走一尊聖母雕像，被當地教眾極力阻攔，結果不歡而散；離開之際，他憤而詛咒這個農村將會遭受七年天災，誰知不幸言中。為了解咒，這些天主教村民走到山上興建了一座七苦聖母堂，年復一年的冰雹才終於停止。」
上面這段極有戲劇性的故事，就是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花費十年時間寫成的《傳教士的詛咒》一書題目的來源。
傳教士的詛咒：
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
沈艾娣 著、郭偉全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06
封面上的中國天主教聖母像，有沒有讓大家聯想到送子觀音？
沈艾娣在牛津大學任教，她擅長以社會學、人類學的視野和方法研究近現代中國。她的《夢醒子》關注的是一位並不知名的山西鄉紳劉大鵬，依據其日記呈現出時代劇變中一位知識分子的困境，深受好評。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 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哈佛大學，現為牛津大學中國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華北鄉村與宗教等。
我們最新出版的《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講的是山西一個叫做「洞兒溝」的天主教村莊所發生的故事，主線圍繞著傳教士和中國教眾之間關於規範儀式的權力所產生的矛盾和爭執而展開。本書從作者出色當行的微觀史視角出發，論述了她的重要觀點：基督教和中國認同都不是僵化固定的；本土化與全球化始終處於張力之中，絕非某種不可逆轉的邁向本土化的單向過程。
和常見的歷史研究相比，這本書研究一個村莊的三百年歷史，覆蓋的地域比較小，處理的時段又比較長。這種和傳統寫法有別的形式，正是作者的新穎之處。沈艾娣認為，這就好比同一地區、不同比例尺的地圖會給人不一樣的感覺，更改了地理和時間上的比例尺之後，會大大影響歷史研究的視界。使用本書這樣的比例尺，有助於理解洞兒溝的歷史不僅是地方故事，也是全球敘事的一部分，更與中國歷史的主流分不開，同時這幾種敘事也會互相影響。本書也被學者評價為把微觀研究與宏觀視野有機結合在一起的佳作。
七苦聖母堂，洞兒溝，約1924年。
為了寫這本書，沈艾娣先後做了九十多次現場和電話採訪，足跡遍佈中國、美國和意大利。她又綜合了多種語言的文獻材料進行研究，這其中既有山西的民間檔案和村民的口述歷史，又有羅馬教廷的耶穌會檔案。
憑藉這些豐富的材料，《傳教士的詛咒》以微觀史切入「洞兒溝」這個在中國默默無聞的山西村莊，進而將一副宏大的全球史畫卷徐徐展開，生動描述了三百年來基督教在山西的境遇、宗教習慣的改變以及傳教時產生的衝突。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此書的幾條精彩推薦語以及作者所寫的中文版序言。
葛兆光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誰也想不到中國山西一個不起眼的村莊洞兒溝，居然會和遙遠的神聖羅馬教廷曾有過三百年的互動。要不是他們信仰天主教，這個地方的人不會和歐亞廣大區域發生關聯。當然，要不是一代代村民們留下歷史記憶，一個個傳教士們留下文獻檔案，有關這個村莊的小歷史，就湮滅在整個中國的大歷史中，也不會促成沈艾娣教授寫下如此精彩而生動的一本全球史著作。
我同意，全球史並不一定要縱橫十萬里、上下五千年，其實它更是一種方法，試圖發掘各種微妙的全球性聯繫、交流和影響。就像這個山西村莊的足跡、認同和想像，竟然遠渡重洋連到了羅馬教廷，這就是全球史。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史書寫就好像在發現華人所謂「草蛇灰線」和西人所謂「蝴蝶效應」。通過這個村莊的故事，沈艾娣教授也提出了好些值得深思的問題，歷史上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為什麼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外來的傳教者和中國的信仰者之間，應該是怎樣的關係？政治性的國家認同和宗教性的普世信仰之間，應當怎樣處理？
王 笛
澳門大學歷史系主任、
講座教授
這是把微觀研究與宏觀視野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一本引人入勝的著作。本書以山西一個小村莊為敘事中心，講述從17世紀到20世紀下半葉，天主教是如何把這個落後鄉村與外部世界聯繫在一起，以及外部世界的變化如何影響到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故事。
這本書無論是觀察問題的角度、歷史資料的發掘，還是研究的方法，以及對我們了解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曲折經歷，都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個案。
科大衛
David Faure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我有幸和沈艾娣教授一起，去過本書所講述的洞兒溝村。當然，她是嚮導。二十多年後，我的腦海中還保存著這樣一幅畫面：在我們抵達的那個夏日的傍晚，三五成群的小孩子，頭上頂著墊枕，走在前往村中教堂的路上。在山西的鄉村，小孩子頭上頂著墊枕，不是普遍的現象。他們邊走邊說、嬉笑擾攘，他們懶得用手拿著墊枕，將它一拋，就拋到了頭上。在任何地方，小孩子總是呈現出小孩子最自然的狀態。在我印象中，他／她們也沒有理會我們這幾個外來人。
我認識到洞兒溝的很特別的歷史，是後來聽了沈教授討論她的研究，讀了她寫的這本書。但是，當天的田野給我留下來的印象，正如本書所言，乍眼看到的高聳的教堂，通過多元的歷史，融化在參與的人群裏。這本書從微觀的角度，探討一個宏觀的問題。從村裏人的眼光來看，文化的融合從來都是一種日常的生活。
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社會學傑出教授
據我所知，還未有任何作品試圖將中國一個地方社區描述得如此細膩豐富，而且與龐大的歷史卷軸互相聯繫。本書運用口述歷史、中國及歐洲多國語言的檔案，微觀了山西省一個天主教小村莊的生活，然後將這個社區的歷史與中華帝國、以至全球化下天主教會的變化連接起來。
沈艾娣為中國天主教會歷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新視角，實際上幾乎是一個新範式。這一視角對世俗歷史學來說是變革性的，因為它促使我們重新認識殖民主義的影響，並找出聯繫中國史與世界史的新方法。
《傳教士的詛咒》
中文版序
沈艾娣
我很高興為郭偉全博士所譯《傳教士的詛咒》中文版寫序。從我最初拜訪並開始研究洞兒溝村開始，距今已經二十多年了。這個村莊位於《夢醒子》中劉大鵬的家鄉赤橋村南邊幾英里。作為歐洲人的我，初次拜訪洞兒溝時，就深深著迷於華北鄉村文化與我所熟知的基督教習俗的混合。開始查閱洞兒溝的相關歷史後，我就想著寫一本適合英語世界公眾閱讀的書。我想他們應該會感興趣，說不定會驚訝於中國內陸的一個偏遠村莊與其外更大的世界，竟有長達三百年的互動。希望讀者們會喜歡我在每一章開頭所舉出的故事，它們都是我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從洞兒溝村民那裏聽來的。但在寫作者的身份之外，我主要是一個學者，致力於促進相關研究領域的討論，隨著我對這個村莊的歷史加深了解，我也有更多心得亟於同研究中國宗教的其他學者分享。最後我寫就的這本書，實際上是以他們為目標讀者。
然而，畢竟所有作者都無從預知一本書出版後將得到讀者怎樣的評價，哪個方面會最受重視；過去幾年來，《傳教士的詛咒》漸漸得到更多關注，被視為體現了一種新的史學潮流：將微觀歷史學的方法與全球史整合。實際上，這一取徑向來是我的興趣所在，貫穿了《夢醒子》、《傳教士的詛咒》和我的新書《口譯的危險》（詳見下文）——它們某種意義上可以算作我探討山西歷史及其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三部曲。
《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本書英文版於2013年出版後，最初幾篇評論均出自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者之手（譯者郭博士本人也是研究歐洲宗教史出身）；他們認為，本書旗幟鮮明地反對以往在「文化適應」的主題下研究中國基督教的通行做法。他們注意到，多年來有大量研究從根本上旨在回答：中國和基督教是否能兩全？如他們所指出的，回應這一問題的不少作品非常出色，但立論往往基於對「某種形態的基督教究竟算不算完全中式的」一類問題的先入之見。《傳教士的詛咒》則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基督教和中國認同都不是僵化之物，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本土化與全球化始終處於張力之中，絕非某種不可逆轉的邁向本土化的單向過程。幾位評論者認為這是一種全新的方法論，可用於考察其他的觀念、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只宗教，還可以延伸到政治領域。此外，評論認為本書的主要貢獻在於對教會經濟狀況的關注（對神學更感興趣的讀者可能會失望），及以之解釋19世紀中期歐洲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之間的權勢轉移。其中一位行家正確地指出，多數時候發生在洞兒溝村的事情，遠遠無法代表中國其他地方的情況。這一點我也越來越深有感觸：就我所知，以民族志和檔案為基礎對中國其他地區的天主教和新教群體展開研究，大有可為。
在我著手寫作此書時，全球化已如火如荼地展開，可以為全球化的起源提供解釋的全球史研究也因此蔚然成風。不管在研究還是教學中，全球史挑戰了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和方法論。然而，專注於全球很自然就會傾向宏大敘事和鳥瞰視角，所以也有不少爭論質疑如何把個人與地方囊括進來，如何令全球史更易於把握。同時，不管在中國還是整個世界，大量歷史文獻數字化，更容易引入新的歷史研究方法，在不同的國家和檔案庫追溯某個人的生平。當然，這在為歷史學者大開方便之門的同時，也帶來了問題：在過去，歷史學者可能經年累月深耕一套檔案，現在的人只要線上搜索某個名稱或術語，即可在眾多檔案中找到一大堆相關記錄，但不可能對每條記錄的地方和文本語境有同樣深入的了解。這是今日歷史學者面臨的主要問題。牛津大學近代早期中東史學者格布理亞爾（John Paul Ghobrial）新近建議了一種應對方式：從微觀史的角度觀看整個世界。梅歐金（Eugenio Menegon）和我一樣研究中國天主教會史，也需要處理龐大的檔案資料和跨文化的地域範圍，自然也對上述問題非常關切，他提出應當結合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開創一種新的微觀全球史。上述學者將《傳教士的詛咒》作為一個範例，認為它展示了如何得以將全球史和地方史寫作相結合。當然，每個歷史學家都可以從自己的研究興趣和風格出發，在這方面有所推進。
洞兒溝教堂，2009。這間1930年代由傳教士籌資興建的羅馬式灰磚教，如今用中式條幅裝飾著。
《傳教士的詛咒》之後，我又接著去寫李自標的故事：此人是中國天主教教士，乾嘉年間任職於晉東南地區。在為寫作本書查閱檔案時，我在梵蒂岡檔案中發現了李自標的書信，本來想把他寫到這本書裏，然而並沒有證據顯示他曾到過洞兒溝。很快我又發現他早年曾在乾隆朝廷為首個來華英國使團擔任翻譯，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故事，很難在此書中用一兩章說清楚。於是，順著他的信，我開展了一項新課題：探討李自標的一生，與他對照的是另一個最早一批學中文且擔任翻譯的英國人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我的新書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1；暫譯《口譯的危險：兩位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翻譯的非凡人生》）更進一步，用微觀史學方法分析捲入經典國際關係史中的重大事件的人物生平，試圖對清代中西關係的傳統敘事圖景做出調整。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1
在這一點上，還有其他許多方向可以嘗試。我希望這本書對新一代的中國研究者可以有所啟發。要想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學語言、對檔案做細緻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會深化、甚至轉變我們對中國歷史以及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歷史的理解。
讓我對郭博士在翻譯《傳教士的詛咒》一書上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表示感謝。最後的成品優美、流暢，本身就稱得上是一部學術成果。天主教會史涉及大量專業術語，令這本書翻譯起來殊為不易。好在郭博士專業扎實，甚至對不太常見的近代早期意大利教會體制也不乏了解，因此能理解本書所要傳達的想法，並向中文讀者解釋清楚。他的翻譯工作耗時多年，核對了所有中文引文，並且指出了原書中的一些錯誤。史實是否準確對一部歷史學著作來說再重要不過，這部中譯已經訂正了這些錯誤，使之較英文原書更為精確，相信會讓中文讀者受益。
我也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最大的用心和專注將本書帶給中文世界的讀者。若沒有他們高度專業的工作，中文版是無法面世的。
沈艾娣
2021年3月
感謝實習生葉昊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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